《萍踪忆语》弁言及赏析

《萍踪忆语》弁言

这本书是我于1935年夏季在美国视察所得的结果。我以前在欧洲观感所及， 曾著有《萍踪寄语》初集、二集和三集;那都是在欧洲的时候就动笔写， 写后寄到国内来， 所以叫做“寄语”。这本书的材料虽是在美国所得到，但是回国以后才把它整理追记下来，只得称为“忆语” 了。有一部分曾在《世界知识》上陆续发表过，现在经我再加修订一番;最后8篇是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写的。这本书原可早些完成出版， 因为我于去年11月下旬在上海被捕， 羁押苏州4个月， 所以延搁到现在， 这是对读者诸君深为歉然的。

世界上有3个泱泱大国：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苏联， 一个是中国。这3个国家的土地特广，人民特多，富源特厚。它们对现在和将来的世界大势，都有着左右的力量! 不仅如此，这3个大国，在太平洋的关系上更有着重大的关系!我对苏联已根据视察所得，有过较详的记述(《萍踪寄语》第三集);现在对美国也根据视察所得，写成这本书来贡献于国人，希望国人对于这3大国之一的美国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 如政治背景、劳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杂志和新闻事业等等，都根据种种事实，有所论述;尤其注意的是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消长， 由此更可明了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国家的真相和它的未来的出路。这里面有着种种事实和教训，给我们做参考。所以我们研究美国，从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的国家看去，从国际的形势看去，从太平洋的风云看去，都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就是从中国取长去短的立场看去，也很有它的重要的意义。

韬奋记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

1937年3月26日夜10点钟。

(《萍踪忆语》，上海生活书店1940年重庆版)

赏析这篇《弁言》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一是，《弁言》表现了鲜明的思想倾向。作者强调， 《萍踪忆语》“尤其注意的是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消长， 由此更可明了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国家的真相和它的未来的出路”。这鲜明地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邹韬奋已经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现实、把握现实和表现现实了。

二是， 《弁言》体现了可贵的宽阔眼光和开放意识。作者经过亲自考察，对中国、苏联和美国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前提下，他“希望国人对于这三大国之一的美国能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作者写作《萍踪忆语》的主要目的。作者认为，书中所记述的内容里面“有着种种事实和教训，给我们做参考。所以我们研究美国，从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的国家看去，从国际的形势看去，从太平洋的风云看去，都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就是从中国取长去短的立场看去，也很有它的重要的意义”。读着这明白无疑的话语，不禁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拿来主义》。毫无疑问，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需要这样的眼光和意识。

三是， 《弁言》是一篇以极为平静的笔调，写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字。要了解这意义，我们还是要联系到有关的背景。

这篇《弁言》的末尾，注明的时间是“1937年3月26日夜10点钟”，标出的写作地点是“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

当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点起了侵华战争的狼烟。邹韬奋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救国会利用一切机会，运用各种形式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唤醒并团结各界民众救国奋斗。邹韬奋当时主编的杂志《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其影响迅速扩大。所有这一切，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他们就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36年11月22日，公然逮捕了邹韬奋和沈钧儒、章乃器、李公仆、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制造了轰动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同国民党检查官进行了一场斗智斗勇、唇枪舌剑的艰苦斗争。直到“七七”事变之后，邹韬奋才被释放出狱。

作者在介绍《萍踪忆语》的成书经过时写道： “这本书是我于1935年夏季在美国观察所得的结果。”“这本书原可早些完成出版，因为我于去年11月下旬在上海被捕，羁押苏州4个月，所以延搁到现在，这是对读者诸君深为歉然的。”从表面上看，作者的笔调是那么平静。实际上，在这平静的笔调背后，隐藏着多么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呀! 1935年夏季邹韬奋的出访美国，是带有流亡性质的。因为，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从1933年开始连续发表了一批令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的文字：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文和通俗讲话、介绍东北抗日前线军民英勇业绩的报道、宣传全民抗战反对投降卖国的文稿等等。国民党当局于当年6月间，派特务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邹韬奋也被列入了特务的黑名单。他不得不于7月14日流亡海外。在流亡中，他考察了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和苏联， 并将观感写成《萍踪寄语》初集、二集和三集。1935年5月起，邹韬奋又到美国考察了3个月，于8月底回国，并动笔写作《萍踪忆语》。邹韬奋一边考察研究世界各国的发展，一边思考处在危机关头的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在伦敦，他在伦敦大学政治研究院听讲，同时到伦敦博物馆图书馆研读马克思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得出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的结论。回国后，邹韬奋立即筹备《大众生活》的创刊，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热潮之中……邹韬奋等“七君子”被捕后的第3天，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即宣布他们犯有七大罪状，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律，只要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即可枪毙。“七君子”和他们的律师在两次审讯中，把国民党当局炮制的“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在狱中，邹韬奋抱定为抗日救国献身的决心，面对凶残的敌人，平静如常，一面大量阅读马列著作提高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一面埋头写作。《萍踪忆语》中的最后8篇就是在狱中写成的。常言说得好， “文如其人”。我们了解了这些史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对《萍踪忆语》的成书经过叙述得如此平静。这平静，体现了作者内心的充实和自信，体现了作者对于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其蔑视。

全篇《弁言》简洁明了，毫不拖泥带水，是一篇好文章。